蘇春生

　　1932年4月15日，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親自起草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宣布對日戰爭宣言》（以下簡稱《對日戰爭宣言》）正式公開發布，并刊登在1932年4月21日出版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上。這份《對日戰爭宣言》是紅色政權首次以國家政權名義發布的抗日宣言，見證和講述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紅色政權首擎抗日大旗、勇擔民族大義的歷史擔當。

　　1932年1月中旬，時任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毛澤東在葉坪主持召開中央局會議，報告了中央蘇區三次反“圍剿”戰斗情況，并分析九一八事變后的全國形勢，重點談及日本侵華態勢。毛澤東認為“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大舉侵華，勢必引起全國人民的抗日高潮，國內階級關系必將發生變化。”與會的部分中央代表團成員對此提出異議，認為毛澤東未能充分認識到日本侵占東北的核心戰略意圖在于進攻蘇聯。他們據此認定其政治路線存在原則性錯誤，認為不提“武裝保衛蘇聯”，“就是典型的右傾機會主義”。會議現場火藥味十足，一度陷入僵局，最終不得不臨時調整會議主持人。

　　會后不久，經中共蘇區中央局批準，毛澤東前往瑞金東華山古廟休養。此時的他雖身處山林，卻始終心系民族危亡與革命大局。毛澤東在東華山休養不久，即從報上獲悉日軍于1932年1月在上海發動一·二八事變。繼侵占東北三省后，日軍又悍然侵略上海，這使毛澤東深感民族危亡已迫在眉睫。

　　盡管身體抱恙，毛澤東仍堅持親筆起草了《對日戰爭宣言》，痛斥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罪行，控訴“日本帝國主義，自去年‘九一八’以武力強占中國東北三省后，繼續用海陸空軍占領上海嘉定各地，侵擾沿海沿長江各埠，用飛機大炮屠殺中國人民，焚燒中國房屋，在東北及淞滬等地，被損害的不可數計，這種屠殺與摧殘，現在仍在繼續發展”。并莊嚴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對日戰爭，領導全中國工農紅軍和廣大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以求中華民族徹底的解放和獨立。”

　　因宣言未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宣言起草后暫未對外發布。然而，隨著日本侵華形勢的日益嚴重及國民黨政府的不作為，中國共產黨亟須以紅色政權的聲音發出抗日號召，領導全中國人民共同抗日。同年3月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舉行第八次常會，決定正式對日作戰，并報告中央執行委員會批準后宣布。4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宣布對日戰爭宣言》正式對外發布。

　　為了擴大影響，宣言還刊登在同月21日出版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上。同期共同對外發布的還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為對日宣戰向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宣言》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關于動員對日宣戰的訓令》。其中《關于動員對日宣戰的訓令》強調，鑒于對日作戰時機日益緊迫，須在紅色戰士和工農群眾中加強宣戰動員。當紅色游擊隊向外擴展至日帝勢力范圍附近時，應迅速領導民眾組建抗日義勇軍，使其自動武裝并開展游擊戰，直接對日作戰。

　　《對日戰爭宣言》既是中國共產黨對日政策的宣示，也具有鮮明外交性質，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蘇維埃政府公開對日本帝國主義宣戰。這一立場與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形成強烈對比，給國民黨政府造成了巨大的輿論壓力，迫使其不得不作出一定調整，最終有力推動了全國抗日運動的深入發展。

　　總體來看，《對日戰爭宣言》具有兩個鮮明特點：一是將反“圍剿”斗爭與抗日救亡緊密聯系，號召進行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寇。《對日戰爭宣言》進一步闡明，正是國民黨的全力“圍剿”阻斷了蘇區軍民直接抗日，因此“抗日”必然與“反蔣”相連。二是展現早期“合作抗日”意向，主動調整政策策略以聯合反日力量。面對民族危亡，中國共產黨認識到團結國內力量共同抗日已成為緊迫任務，并據此調整了政策方向，清晰表達了愿與一切抗日力量協同作戰的意愿。

　　在日本侵華加劇、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發布以《對日戰爭宣言》為代表的系列抗日宣言，率先在中華大地擎起救亡旗幟。毛澤東等共產黨人一面揭露日寇侵華罪行以喚醒民眾救亡意識，一面提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統戰主張，使“武裝抗日”綱領深入人心。中國共產黨以自己的政治主張、堅定意志和模范行動，在抗戰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來源：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