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龍

　　王建安于1956年被授予上將，為革命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戰爭年代的王建安驍勇善戰、屢建戰功，因為耿直無私，被譽為“鐵面將軍”。和平建設時期，他求真務實的精神、實事求是的作風，更是為世人所尊崇和敬仰。他常說：“我們政治教育、軍事訓練和行政管理等都要講究實事求是，怎么干的就怎么說。”

　　“務實究真莫放空炮，求同存異休要扯皮”

　　王建安出身農村，對農業和農民有著特殊的感情，對破壞農業的行為深惡痛絕。1965年，王建安與濟南軍區的干部前往淄博孟家埝進行社會主義教育活動，他發現當地老百姓并不埋頭侍弄莊稼，反而熱衷于搞政治，導致生產荒廢，這樣的社教運動讓王建安心生質疑。經過認真分析和激烈的思想斗爭，他果斷指出應該尊重農業生產規律，摒棄這種“假大空”的教育形式，“務實究真莫放空炮，求同存異休要扯皮”。在王建安的強烈爭取下，幾番斗爭之后，孟家埝生產隊逐漸轉變了方向，農民的干勁越來越足，農業生產蒸蒸日上。

　　還有一次，王建安到當時被稱為全國農業生產典型的山西大寨參觀。他甩開陪同人員，拒絕介紹，自己上坡下田與當地農民暢談，發現當地情況與相關報道并不一致。考察結束后，王建安向中央呈交的報告中講道：“大寨農民家中沒有余糧，農田作業基本上是手工，實現‘四個現代化’首要問題是把糧食搞上去。”該報告被轉發給中央政治局參閱。

　　“搞自欺欺人的把戲，打仗時就要付出血的代價”

　　王建安有句話經常掛在嘴邊，“一個領導者，如果只滿足于自己的知識和經驗，既不做調查研究，又不聽取下級反映的意見，高高在上，發號施令，久而久之，就會嚴重地脫離實際，變成瞎指揮的官僚”。無論是在福州軍區擔任副司令員，還是擔任中央軍委顧問期間，去部隊調研成為王建安的一項經常性工作。他還身體力行地告誡身邊的人：“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親口吃一吃。”

　　王建安最恨弄虛作假，凡事均躬身親察。1978年4月，王建安聽說某連隊訓練成績非常好，其他方面工作也很突出，就想親自去看一看。結果到部隊后發現了不少問題。比如訓練方面，為了達到效果，戰士們只訓練自己優秀的科目，那些成績不好的，只要上級來視察，干脆不準到訓練場。再比如內務方面，為了檢查時被褥整齊，不讓戰士們曬被子。甚至為了應付上級檢查，湊夠一定的養豬頭數，向別的單位“借豬”。就是靠這種瞞天過海的辦法，這個部隊的工作樣樣“走在前”。而上級有關部門對這類情況卻熟視無睹，還將其列為典型。對此，王建安嚴厲批評，并專門給中央軍委寫了一份調查報告，呼吁要大力反對形式主義，一針見血地指出“搞這種自欺欺人的把戲，平時可以馬虎過去，打仗時就要付出血的代價！”

　　王建安的調研扎扎實實，最討厭那種眾星捧月般的“走馬觀花式”調研。1979年11月上旬，王建安來到福州軍區某師進行調研，部隊領導全員迎接。王建安予以制止，部隊領導們面面相覷，但還是堅持陪同。王建安表示，下基層本來就是要傾聽士兵們的心聲，如果太多人跟著，沒人敢提意見、說真話，調研不是走形式，不是安排幾個能言巧語的士兵作匯報。見他們如此態度，王建安不免生氣地說道：“你們要去我就不去了。”此言一出，部隊領導只好紛紛作罷。

　　“共產黨員就是要敢說真話，實事求是地反映問題”

　　1978年底，中紀委的工作開始陸續恢復。王建安作為中紀委常委，依舊保持著實事求是的工作態度，對待工作一絲不茍，將每個細節都落到實處。盡管每天都會收到大量的文件和信訪件，王建安仍然要求做到來信必復。曾在戰場上馳騁殺敵的“鐵面將軍”，在紀委工作中依舊表現出老黨員的初心和風范。老戰友老部下犯錯誤時，他能夠做到不包庇不袒護，對待任何人都做到一視同仁，出現問題及時向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反映。有一次，機關在印發王建安向軍委的報告時提出，是否不提被批評的軍委某領導人，王建安堅決反對。王建安指出：“共產黨員就是要敢說真話，實事求是地反映問題，怕個鬼呀！不但書面材料要發，見到他還要說。”

　　王建安批評人常常不留情面，不徇私情，越是對領導越不客氣。有一次王建安到某軍校調研，在座談時有學員和教員反映，大量的時間用于搞生產。隨后，王建安向學校領導班子明確表示：“學校要以教學為主，搞生產太多會影響教學質量。”一位負責學校后勤工作的副校長說：“首長不了解情況，學校不搞生產，伙食沒辦法改善。”王建安當場批評他，接著又說：“我們這些從戰爭年代過來的人著急啊！部隊首先是戰斗隊，現在的學員將來都是帶兵打仗的指揮員，一定要好好培養他們，這也是我們這些老家伙臨死前的責任。”

　　王建安不僅在批評時講真話，對待同事同樣做到了實事求是、公私分明。那些和王建安在工作中發生分歧的同志，他從沒有排擠過。他認為，在工作中可以意見不同，但不能戴著有色眼鏡評價別人的才能和品行。一些干部德才兼備，雖曾和他發生分歧，但王建安在推薦人選時仍公正無私，給予較高的評價。

　　長期的戎馬生涯、過度勞累，導致王建安身患腹主動脈瘤、高血壓和心臟病等，醫生一再囑咐他不能勞累，要注意休息。然而從1976年底到他逝世的4年間，王建安每年搞調研的時間不下四五個月，足跡遍及大江南北。在王建安去世的1980年，他仍有78天時間赴外地搞調查，先后給黨中央、中央軍委、中央紀委寫出了12份調查報告。這些報告內容豐富，從反映情況、分析問題，到提出批評、謀劃措施，實事求是地反映了部隊的實際和群眾的呼聲。

　　（本文原載于2020年4月20日《學習時報》）